在楊先生百歲壽辰到來之際，我寫這樣一本書，一方面是表達對楊先生的感謝和敬意，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我個人的親身經歷和真實感受記錄下楊先生對中國科技的貢獻。
楊先生對中國科技的貢獻，我認為可以概括為一、二、三、多，即為中國學者建立一個國際交流基金，建立兩個高水平的研究機構，擔任三項重要科技獎項的評審，多次為中國科技尤其是中國物理指出發展方向。
本書作者葛墨林在南開大學陳省身數學所向楊振寧先生匯報理論物理研究室工作。
創立中美教育交流委員會
1979 年，楊先生通過在美國華人圈和中國香港籌款，創立了中美教育交流委員會（CEEC），用于資助中國學者到美國進行學術交流。據統計，該基金共資助 80 多位中國學者到美國交流工作，涵蓋物理、化學、數學、生物、醫學、航空航天等多個領域。這些人作為“文革”后第一批到海外交流的科研人員，不僅接觸到當時先進的科學技術，還將這些技術帶回國，推動了中國科技的發展。他們中很多人都當選了院士，成為各相關領域的領軍人物。
其實，中美教育交流委員會只是一個縮影，楊先生作為國際知名的物理學家，一直在憑借個人的成就和影響為中國科技搭建與世界交流的橋梁：幫助中國物理學會與美國物理學會建立聯系，推動人才聯合培養計劃；在美接待中國科技界代表團和訪問學者，盡可能提供便利和幫助；在海外科技界和國際學術會議上介紹中國的發展和取得的科技成就；多次回國訪問，通過講座介紹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
這個“一”，不僅是中美教育交流委員會這一項教育交流基金，更是一座中國與世界進行科技交流的橋梁，還是一個奔波于世界各地為基金籌款、為中國宣傳的忙碌的身影。
在南開清華兩校創建研究室和研究中心
從1986年到1995年，楊先生推動了南開數學所理論物理研究室的創立與發展，待南開的研究室有了穩定的人員基礎、明確的發展方向和一定的知名度以后，他又轉向清華，投入清華高等研究中心的建設。南開和清華的這兩個科研機構，是向世界展示中國科技的窗口，是引領中國科研人才培養的范例。它們的成功凝聚了楊先生大量的心血，從人員引進到發展方向確定，從籌集資金到創造國際影響，可謂面面俱到，事無巨細。南開數學所舉辦國際會議，楊先生提供人力、物力、財力全方位的支持；清華高等研究中心創建，楊先生個人捐款以及從各方募集資金超過千萬美元。
“二”，指楊先生在南開、清華兩校創建的研究室和研究中心，是楊先生支持中國科技發展最直觀最顯性的成績，但其中凝聚的心血卻是無形的，是無法用數字計量的。
擔任三項重要科技獎項的評審
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在內地捐贈設立了三個重要的科技獎項：第一個是李嘉誠先生捐贈設立的用于獎勵優秀青年學者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第二個是何梁何利設立的用于獎勵優秀科技工作者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獎（簡稱“何梁獎”）；第三個是查濟民先生及其家族設立的用于獎勵內地從事基礎研究的優秀青年科研人員的求是杰出青年學者獎。
教育部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設立有段故事。20世紀90年代，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韋鈺訪問香港，她非常能干，得到了李嘉誠先生捐助。因為當時內地青年教師工資低，她想將這筆捐助用于改善青年教師的研究、生活條件。但這么多人無法都提高，最好是擇優資助，所以就確定了評定后獎勵優秀的工作方案。記得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韋鈺同楊先生、我、當時外事局負責人共進晚餐，商談設立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事。因為開始爭論多，反對的人主要擔心評定標準問題，不知道如何判定給這些不給那些。最后大家決定，先擇優，其他再說。韋鈺請楊先生擔任首屆評審主任。感動于韋鈺關心青年教師，楊先生便答應了。
何梁何利獎的評定方法是，先小組評定，然后由以楊先生為首的終審委員會最后確定。求是獎主要用于獎勵物理等方面取得杰出成績的青年學者，早期也是由楊先生與周光召先生等共同決定。這里有一個例子，為了趙憲庚的求是獎評審，楊先生親自打電話詳細了解情況，最后決定授予求是獎。事實證明，楊先生的決定完全正確。
1997年在香港，楊振寧先生與何梁何利獎部分獲獎者合影。前排左起：謝希德、何澤慧等，后排左起：趙忠賢、葛墨林、楊振寧、方守賢。
1997年在香港，楊振寧先生與何梁何利獎部分獲獎者合影。前排左起：謝希德、何澤慧等，后排左起：趙忠賢、葛墨林、楊振寧、方守賢。
項科研獎勵基金不約而同地邀請楊先生擔任終評評審，這一方面因為楊先生在科技界的聲望高，能夠讓大家信服，另一方面也因為楊先生工作認真細致，對評審工作一絲不茍，能真正做到客觀、公正。
重要的終評，楊先生都會力爭親自到場，而且之前會認真研究材料，做足功課，對最終入圍者取得的進步和成果做到心中有數。在我的印象中，楊先生為了評審長江學者和求是杰出青年學者獎，分別給我打過時間很長的電話，向我了解申請人的具體情況。平時楊先生的電話時間都非常短，只有那兩次，長達半小時以上。而且楊先生還很注意將獎項評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讓獎勵切實發揮激勵作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對西部欠發達地區實行差別評審就是楊先生率先提出并推動執行的。
“三”，指楊先生擔任三項重要科技獎勵的評審，而他的認真、投入也讓三項獎勵切實發揮了作用，獎勵培育出的拔尖科技人才數倍數十倍于“三”，這些人才對中國科技的貢獻更是無法用數字統計。
多次為中國科技尤其是中國物理指出發展方向
1971年至1975年，楊先生先后六次回國訪問，其間做了多場講座，很多都涉及當時物理學的前沿和熱門問題，可以說為處在特殊歷史時期的中國科技界吹進一縷清風。楊先生訪問期間還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多次接見。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會見楊先生時，楊先生建議，中國應重視基礎研究，讓科學研究回歸正軌。他的意見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重視。那次會見后，在座的周培源先生將相關內容整理成文發表。雖然因為政治原因，相關文章遭到了批判，但學術刊物和大學學報還是得到了一定的恢復。重視基礎研究，這是楊先生對中國科技界帶有方向性的重要建議。
楊先生也一直非常關心中國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在國家有關領導人會見時，他幾次提出改善并提高知識分子待遇。他向李鵬總理提出應該提高教授工資，并說恐怕中國教授的工資在國際上只能同印度相比。當時李鵬總理還問楊先生，給多少合適，是否同自己一樣就可以。楊先生非常嚴謹，回到美國后又做了調研，結果發現印度教授的工資待遇很高。為此他還專門寫信，更正自己之前說的話。
“多”，指楊先生多次為中國科技尤其是物理學發展提出正確的發展方向。這基于楊先生對世界物理發展和科技進步有比較深刻的理解和把握，這種貢獻是他特有的，他人無法替代的。前文提到，1981年我從石溪回國前曾請教楊先生回國后做哪方面事情，他提出要重視自由電子激光；1984年他建議注意液晶理論的研究；1987年建議關注量子反散射方法的代數表示；1993年讓南開數學所理論物理研究室每年舉辦一次量子力學新進展討論會，到1997年已有超過250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大家越來越重視，南開也就不再組織會議了；1994年建議重點發展玻色-愛因斯坦凝聚研究；后來還建議中國造軟X射線波長段的自由電子激光，以研究蛋白的結構……這些建議后來被證明都是非常正確的。
1995年，楊先生在石溪接受《科技日報》駐聯合國記者劉亞東的專訪時提出，世界各國都在積極準備應對21世紀以高技術較量為核心內容的綜合國力競爭，高技術是決定中國未來經濟命運的關鍵所在。中國要想在高技術商品競爭中趕超發達國家，就迫切需要一大批科技人才特別是高層次科技人才“下海”，更加有效地參與經濟建設。他認為只有經濟獲得發展，才能確保基礎性研究、有關國家長遠利益的應用研究、高技術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關活動順利進行；只有與經濟更加緊密地結合，科學技術才能逐漸進入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軌道。這再一次體現了楊先生身在海外、心系祖國，站在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下為國家的發展獻計獻策。
楊振寧先生與時任科技日報記者劉亞東交流。
反對中國建設超高能加速器
近幾年，中國物理界的一件大事涉及是否要建設超高能加速器的爭論。20世紀四五十年代，國際核物理研究達到高峰，并走向實用。由于加速器能量和亮度的提高，基本粒子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新的實驗和理論成果，形成了研究熱潮，以至于在中國，像我這個年紀學習理論物理的人，大都以基本粒子理論為主。因此，每次國外有關于基本粒子的成果出現，都很振奮人心。1957年楊振寧先生、李政道先生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后，這一領域更是讓人崇拜。楊先生是世界公認的高能物理理論的奠基人之一。近年來，由于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實驗發現了希格斯（Higgs）粒子，中國出現了建設更高能量加速器、爭取發現更多新粒子的建議。
楊先生是反對中國建設超高能加速器的。他認為，高能物理已不再是朝陽學科，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發現希格斯粒子花了上百億歐元，中國不宜把錢花在這個領域。從物理上說，有關希格斯粒子在理論上已經十分清楚，就是等待并捕捉。而要超越它，首先要明確捕捉什么，但是我們并不知道，所以花很多錢搞大工程是不值得的。美國早就停止建大型加速器，日本也已砍掉這方面的計劃。同時，這種超高能加速器還需要挖幾十公里半徑的巨大隧道，瞬時供電量相當于一個城市的量級，這都是巨大的消耗。
楊先生同中科院高能所前所長方守賢院士有過幾次深談，他們都認為高能物理要向國家實際需求方向發展。方守賢先生是我國加速器的創立者之一，他在中科院單環、雙環加速器建設中曾發揮關鍵作用。他堅持不依靠提高能量，而是選擇可預料有豐富物理的能區加大亮度，從而大大增加事例數。實驗結果表明，這一思想是正確的，并做出了優秀的物理研究成果。方先生身體力行，大力支持上海光源建設，大力支持散裂中子源的建設，這對重要材料的探測將起到重要作用。他晚年仍親力親為，在上海建成了基于布拉格散射原理的治療癌癥的質子加速器。楊先生以 97歲的高齡，親自去散裂中子源建成的地下實驗室參觀，稱贊它將成為國家利器。楊先生一直強調高能物理發展要瞄準國家急需，例如積極倡導 X 射線頻段的自由電子激光（它的波長與蛋白鍵同數量級）的應用，等等。這些都體現了楊先生的科學思維和對國家的責任感。
十條治學思想
一座中國科技與世界交流的橋梁，兩個與世界接軌的科研機構，三個選拔人才、培育人才的獎項，多次為中國科技指出方向……楊先生對中國科技的貢獻看似容易概括，實則是說不盡的。時至今日，楊先生以百歲高齡仍在繼續為科技事業做著貢獻。
最后，作為一名物理工作者，我斗膽簡明扼要地列出對楊先生治學思想的十點體會，不一定全面，但都來自切身感受。
第一， 由物理推動去做研究，而不是憑想象；
第二，做學問要“寧拙毋巧，寧樸毋華”；
第三，“三P”：perception（洞察力）、persistence（堅持力）、power（強有力）；
第四，堅持深入一個領域，同時關注有生命力的有關旁支（“崗位”），時機成熟迅速轉入新領域；
第五，物理與數學要密切結合，相互促進；
第六，21世紀的物理比過去多了微觀理論和新的測量，要注意物理與其他領域的交叉融合，也許新的突破就在我們現在不注意的分支產生；
第七，物理本無“四大力學”，它是為了教學方便而劃分的，實際的物理全是結合起來的；
第八，物理是猜測和實驗的學問；
第九，對稱性支配自然，自然界的基本規律簡潔而漂亮；
第十，互作用通過規范場傳遞。
《我知道的楊振寧》，葛墨林 口述并審定，金鑫 整理；商務印書館2022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