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閏然
編輯 | 譚保羅
疫情的次生效應使得物質生產遭受重創。雖然我們暫時還沒有擺脫疫情的威脅，但整個社會一直處在與風險抗爭的過程中，比如快速推出新冠疫苗，不斷在研制新藥，應勢調整城市防控措施。
我們一起挺過了一年又一年。
知名經濟學家、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與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耶魯大學原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提出，風險是逼迫人類不斷文明化的一個核心驅動力，而物質生產能力或說勞動生產率，無法作為唯一的判斷人類文明進步的指標。
這些年，陳志武一直在關注“風險維度”，新出版的《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就是從風險治理的角度梳理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從自然風險到人造風險，人類風險應對力不斷提升的同時，也在面臨新的挑戰。
在當下，回過頭來思考“人類是如何走過來的”，有助于我們更加理性地去看待疫情這樣一場劇烈的負面沖擊。
南風窗：在考入大學之前，你一直生活在湖南茶陵，這一段生活經歷對你的歷史觀以及思考文明的邏輯有哪些特別的影響？
陳志武：現在研究文明的邏輯，以及人類與風險的博弈，與我在湖南農村的經歷有很多關系，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宗族、族譜、祠堂等。沒有這樣經歷的人，一般是很難理解的。比如我們小時候經常不聽話，唯一能讓我們守規矩的，就是大人跟我們說：“你要是不聽話，等下雨的時候，雷公就會打你。”對小時候的我們來說，雷公這樣的神太具威懾力了。
雷暴雨是客觀存在的，但雷公是虛構的，相信雷公存在、認為他獎罰嚴明，是迷信。但這種迷信對于規范人的行為，效果非常顯著。小時候的經歷讓我看到了，雖然迷信不一定提升生產率，也不改善人的物質生產能力或物質生活，但可以樹立權威、建立規范秩序，帶來人們行為的“文明化“即規則秩序，減少暴力的頻率，也從心理上提升人類的風險應對力，使人們不必恐懼于風險挑戰。
我到廣東后發現，沿海地區的人比我們湖南人更加迷信，特別是幾年以前搬到香港，看到在香港地皮這么寶貴的地方，也建有很多天后廟、媽祖廟。后來我才明白，沿海地方的人在古代，遠海打魚、航海都是高危職業，風險遠高于內陸種植業，人們在出海前無法預知臺風暴雨。因此，在高不確定性的條件下，漁民、水手為了給自己壯膽，每次出海前會舉行祭祀儀式，求神保佑。
南風窗：迷信是對風險最早的反應，在各個社會當中都普遍存在，那么它有改變實際當中的經濟行為嗎？為何生產率不能完全解釋文明進化的邏輯？
陳志武：迷信雖然都是一些虛構的故事，但對實際經濟行為影響很大。有了迷信壯膽以后，人們往往受到虛構故事的指引和約束，從而能降低交易風險、商業成本和社會治理成本，降低暴力。對于建立規則和秩序，迷信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這不僅在中國如此，在歐洲、埃及、印度、美洲等各社會都如此。只要有風險、有不確定性，人類就會尋找迷信的幫助，盡管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這種依賴在下降。
在《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的書中，我就強調，以前我們總是認為，生產率是判斷一種文明創舉是進步還是落后的唯一標準，而忽視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風險”維度。若按照這種思路，即使一種文明創舉大大提升了人們應對風險沖擊的能力，但沒有改善我們的物質生產能力，那么這種創舉是無用的，由這些創舉演變出的文明也不會是先進的。
儒家文明恰恰追求這種抗風險能力。孔子在《論語》中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句話的后半句常常被人忽視，意思是說：物質生產能力有多高、物質產出有多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們對未來生老病死風險、社會安全風險、戰爭風險是否有擔憂。
自孔子以后，儒家的關注點在于如何提升人們的風險應對能力，而非提高生產力，強調通過建構穩定可靠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結構，給每個名分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強化誠信以減低人際失信風險，達到更安全的人際資源共享和風險互助。
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及地區，族人之間互相幫助、互通有無的能力會更強。如果只從生產力角度看，儒家在兩千多年里為中國社會帶來實質性的科學技術進步十分有限。但是，儒家文化的發展和建構，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國人的安全度。我和同仁的多項實證研究也驗證了這一點，這就是一個非常積極的貢獻。
南風窗：你曾經提出過你的觀察：在新冠病毒危機發生以后，富人的財富增長很多，而窮人的財富沒有增長。布魯金斯學會的一項研究也發現，家庭收入越低，在疫情期間的損失就越大。這一現象是如何造成的？
陳志武：疫情發生后，富人的財富增長很多，而窮人的財富沒怎么增長，主要是因為從美國美聯儲到歐洲央行，到日本的央行等等，都在增加貨幣的供應；加上財政刺激也是去救市、救經濟，以應對疫情危機，這些使股市不斷創新高，債券市場的價格也不斷上漲。
這樣一來，誰持有金融資產，誰就可以從那些刺激政策中獲益，而窮人沒有金融資產。另一方面，對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工作就是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疫情給各行各業都帶來了強烈沖擊，造成低收入群體的擴大，從而使他們與富人之間的財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當然，各個國家在扶持中小微企業方面的表現其實差別很大，有些國家會發放補貼讓這些企業盡量維持，還有一些國家對于企業并沒有提供太多的經濟幫助，而那些對中小微企業沒有支持的國家，其低收入群體受到的沖擊就更大，收入差距就進一步擴大。
南風窗：在本次新冠疫情的沖擊之下，各國的中央銀行都對資本市場、金融市場做了非常多的干預，這一行為會帶來哪些問題？
陳志武：各國央行對貨幣、對金融市場進行太多干預之后，一方面會加大整個社會的財富差距，挑戰社會穩定性。另一方面，通貨膨脹率會大大上升，各種商品的漲價風險增加，容易引發經濟危機。
比如，美國的通脹率正在向10%的大關挺近，這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沒有經歷過的通脹率。之所以會造成這種局面，還是因為美聯儲放水太多；這樣一來，美聯儲又不得不采取更加激進的緊縮政策。就這樣瞎折騰。
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社會面對的風險主要是自然風險。19世紀以來，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化和各類市場的突飛猛進，尤其是現代國家的三駕馬車—即福利國家、財政國家、貨幣國家—也逐步出現，這些進展當然提高了各社會的風險應對力，把自然風險即天災風險的挑戰基本解決好了，但也帶來了更多的人造風險，比如金融危機風險、銀行擠兌風險、經濟蕭條風險等。
這些風險是人類社會在19世紀之前很少碰到的。現在，人造風險帶來的挑戰越來越大，人類在未來會繼續探索解決人造風險的辦法。
南風窗：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全球面臨了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萎縮，這兩個時期有哪些相似之處？
陳志武：當下跟大蕭條相似之處是，嚴重的風險事件沖擊了社會各方面的穩定，社會暴力又重新抬頭了。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聯儲在貨幣政策方面表現得不盡如人意，作用非常有限，政府福利計劃也沒有真正實施。
但是今天，美國政府在各個層面的干預程度很大，提供的福利支持非常多，美聯儲政策的調整頻率也更高。30年代做得太少，而現在做得太多了。所以，接下來各國會重新思考這些問題，糾正一些過分的做法。
南風窗：當下，企業成本負擔比較重，現金流的壓力非常大。這一點，無論大中型企業還是中小型企業都得面對，那么它們該如何提升抗風險能力？
陳志武：從企業的角度來講，尤其是國內企業，很明顯的一點是，在過去二十幾年的發展中它們喜歡什么都做，不管是主業還是非主業都搞大幅度擴張，甚至借錢擴張。但，今天以及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不能再像之前那樣毫不畏懼風險了，企業應該回歸主業，回到自己最具核心競爭力的業務上來，以收縮增加抗擊風險的能力。
對個體而言也是如此，應當從追求高回報轉向追求低風險，以此應對“經濟體之間的脫鉤”將會帶來的陣痛風險。如果是剛畢業的年輕人，則可以花更多時間去讀書，對自己做更多的投資，提升人力資本，為今后做好鋪墊，因為未來幾年的機會成本比較低。
南風窗：市場對未來的預期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很多人也都處在一種焦慮的狀態中，現在關注從原始社會以來人類與風險抗爭的歷史，對當下的人們有著什么樣的啟示意義？
陳志武：各個國家都在面對新冠病毒的沖擊，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俄羅斯、烏克蘭等地的暴力沖突在上升。大家都非常擔心，擔心在疫情以及暴力戰爭的沖擊下未來的世界是否會變得更加糟糕。
從古至今，人類最強烈的愿望就是：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只要這個愿望還在，短期的挑戰最終會迫使人們建立并維護新的規則，讓社會重新回到文明秩序。所以我認為，風險是逼迫人類在文明化進程上不斷邁進的一個核心驅動力，人類文明化進程就是一個戰勝野蠻與暴力的進程。
經過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發展，各國相互間的貿易關系和投資關系都很緊，而且相互捆綁在一起的程度是人類歷史上沒有經歷過的。但是，與此同時，還缺乏維持國與國關系的世界政府，還沒有建立和維護各國都接受的規則的世界政府，這個“地球村”還沒有一個大家都認的而且擁有規則制定權和執行權的“村公府”；所以，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來回搖擺就不奇怪。這個過程盡管會持續一些年，但最終會有新的文明化創舉出現的，過去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作者為《鹽財經》記者｜閏然
排版｜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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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全球富人更富，窮人更窮，怎么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