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值得影評.
南風窗旗下影評號
作者 | 寶珠
編輯 | 季潔
來源 | 不值得影評
“我曾經和一個女性主義者date（約會）過，感覺很不錯。”
在相約的咖啡廳里，即便我如實告知了大黃我的記者身份，注冊交友軟件Tinder是為了采訪，但線上匹配到的大黃還是建議我們在線下見面。
高瘦的他也并不像在網上介紹中說的那樣“社恐”，反而屬于“能說會道”的那類男生，能自如地聊起播客、最近想讀的書，以及曾經約會過的女孩子。
意識到正與一位年輕的異性在咖啡廳里面對面聊天，我心中感到一絲古怪。
我們昨天剛在網上認識，第二天就有了類似于約會的體驗。不得不說，科技造福人類，它讓約會對年輕人來說變得像外賣一樣方便。
只是，然后呢？
注冊社交軟件的流程并不復雜。只是，Tinder在你第一次注冊時，要求給自己增添的興趣標簽是5個，不能多也不能少。
植基飲食、占星術、沖浪、高爾夫、博物館……這些標簽大多是充滿文藝與小資氣息的，無形地透露著Tinder的氣質，和用戶們普遍的自我定位。
相比于探探、陌陌這類本土交友軟件，Tinder來自海外，聚集了更多外國人與留學生，幾位受訪者都用了“質量更高”這個詞來形容Tinder上的人群。
有人的地方就有鄙視鏈，一位同時使用不同交友軟件的男生表示：探探上的女生適合相約打游戲，只有來自Tinder的女生才會讓他想要見面。
某種程度上，Tinder的確代表著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年輕人的社交偏好。他們主動在上面披露能為自己帶來認同感的信息，比如畢業院校、去過的國家、喜歡的作家歌手，又或者是MBTI類型——這一缺乏心理學信度的人格測試，以“比星座更科學”的面目，在年輕人之間廣為流行。
注冊之后，用戶就可以快速開啟與其他人的配對。興趣標簽與地理位置會幫助尋找潛在的配對對象，并將他們展示在用戶首頁。
向右滑動是“like”，表示欣賞與喜歡；向左滑動是“nope”，意味著不感興趣。只有兩人同時右滑對方的照片，他們才能配對成功，獲得交流的機會。這是一個“雙盲”的過程，因為在不付費的情況下，用戶無法知道有誰右滑了自己。
不同于瀏覽相親網站上那些一板一眼的簡歷，交友軟件的出現幾乎帶來了一場有關男女配對的革命：簡單滑動屏幕，你也能找到那個“對的人”。
菲利浦是第一個愿意接受我采訪的Tinder用戶。他與我畢業于同一所學校，共同的教育背景或許給了雙方信任感。接通電話后，他先問了一個問題：你是x大哪一個校區的？
大部分在Tinder上相識的人，遵循著一套相似的交友模式：配對成功、文字聊天、從Tinder轉向微信等私域社交，最后是見面。
“聊不聊得來”，成為了線上轉線下的“驚險一躍”。
網友與網友聊天，共同的興趣成為他們建立連接的主要渠道。“我的興趣是健身和咖啡”，菲利浦說，如果對方在這兩個話題上無話可說，兩人見面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
現代都市交友，逐漸變得以興趣、價值觀為導向。志同道合的朋友，聽起來自由且美好，但僅以興趣為紐帶的“趣緣”關系，實際上相當脆弱。
菲利浦在此前一次與Tinder網友約會的過程中，聊起了王力宏。對于這位曾經被前妻公開曝光過私人惡行的偶像歌手，兩人有著不同的評價，對方認為他“一無是處”，而菲利浦則說“王力宏本身很有才華”。雙方因此起了爭執，匆匆結束飯局，一拍兩散。
他還表示，自己很少與Tinder上認識的人主動聊起生活中發生的事情，選擇網絡交友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沒有負擔、更加輕松，恰好為他創造了一個隔離于現實生活的空間。
今年25歲的康馬也是我的采訪對象，他喜歡在Tinder上和人聊電影，個人介紹中寫著：“希望找到能一起看完《愛在》三部曲的人。”
采訪時，我忍不住問他：你看過《花束般的戀愛》嗎？這部今年在國內院線上映的電影，講述了一對在看書、觀影、音樂偏好上的“靈魂伴侶”，在現實中走向分手的故事。
既然電影里百分百合拍的情侶也是會分手的，那僅以電影這一項興趣愛好而支撐起來的聊天，能夠抵達的交流深度，也是令人懷疑的。
聽完我的問題，康馬似乎心領神會。“它告訴我們談戀愛和興趣其實沒有太大關系，”他說，“我也認同這一點，比起愛好，倒不如看看生活上的規劃。”
采訪結束的第二天，我的微信對話框里又一次出現康馬的頭像：“你也看《花束般的戀愛》？感覺我們倆應該還挺聊得來的。”
以上并非某個諷刺電影里的情節，康馬沒有失憶或自相矛盾，因為他玩Tinder本就不是為了戀愛。
“可以認識更多人。”被問到為什么使用Tinder時，我的男性受訪者通常會這么說。
認識新朋友，意味著他們并不為了尋求特定類型的關系：素未謀面的網友也好，一起吃飯的朋友也好，能發生性關系的朋友也好，走到哪步算哪步。
在這個不固定的世界中，一種更加自由的開放關系正在成為更多年輕人的選擇。
而與此相反，所有關系中，唯有發展戀愛關系是需要慎重考慮的。
曾經有一位女生與菲利浦在Tinder上相識后向他表示，希望可以進一步深入發展，但他拒絕了，“喜歡才會談戀愛”，他說。他會與一些聊得來的女生上床，但那并不是喜歡。
通過Tinder，康馬也曾和幾位女性發生過沒有承諾和情感依戀的性關系。1997年出生的他，對戀愛并不是很感興趣：“你應該能理解，男生談戀愛的話就是要想得比較多。”
交友軟件讓“與陌生人搭訕”變得唾手可得。2011年，交友軟件陌陌在首次于國內上線時，就被冠以“約炮神器”的名號，即便這是一個帶有污名色彩的用詞，但“約炮神器”的名聲確為這類交友軟件帶來了巨大的用戶增長，陌陌上線的第二年，用戶規模就突破了500萬。
在某搜索引擎中輸入“探探”，第一個出現的相關詞條是：探探和陌陌哪個更好約妹子？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眾多男性用戶使用這類約會軟件的目的。
一些人選擇直接在交友軟件上公開他們的需求，以匹配合適的人。在Tinder上左左右右滑動時，常常能在人物簡介欄中看到“ons”或”fwb”等英文縮寫，前者指代“一夜情”（one night stand），后者指代“friend with benefit”，一種在傳統浪漫關系之外，為了滿足彼此生理需求的伙伴關系。
“我就是為了性，為了快樂。”女孩小谷說，大學畢業后，她孤身來到北京工作，也是從那時候起，她開始使用Tinder。
關于選擇性伴侶，小谷有一套自己的標準，那些不露全臉、標榜自己是一線土著，喜歡陳列自己去過的每一個國家，或者是簡介很長的人，都被她排除在右滑名單之外，而更多時候，“我不太會被簡介吸引，主要還是看照片”。
每次與匹配對象達成共識后，小谷會提出兩人先在公開場合見面，再決定是否真的和他發生性關系。聊天到見面的過程可以很迅速，可能是一兩天，也可能只隔了幾句話。
在任何感到不舒服的時候，小谷都會停止與對方的交流。
有一次，她與匹配對象在外面吃飯時，對方就把手伸進了她的裙子，她幾次強調并不喜歡這樣，但對方卻以為她只是在調情。那天，小谷以腰痛為由，沒有和他發生性關系，她說：“為了自己的安全考慮，我不會在當下那個場景激怒他。”
她也曾在Tinder上遇到過有家庭的男人，對方卻試圖向她隱瞞這一點，有所察覺后，小谷刪掉了他的微信。網絡上的信息不對稱，有可能給現實中的約會帶來麻煩與風險。市場研究公司GlobalWebIndex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國外，Tinder上約有42%的用戶并非單身。
好在，小谷懂得維護自己基本的權益。她說，就像以前的人在酒吧搭訕，現在是網上，沒有什么發生了改變，只是渠道不同，“我在性上的把控感是我自己給的，并不是Tinder”。
在Tinder上，像小谷一樣單純追求性關系的女性用戶占比不多。菲利浦根據與自己配對過的異性情況判斷：“大概只有10%到20%的女性只為了性需求，男性可能就是95%。”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陳力深，曾對國內的交友軟件有過深入研究。他對此表示，男人女人在Tinder上的不同需求本身反映了兩性的社會化差異，“擁有更多性伴侶對男性來說是一種榮耀，而女性則被長期教導要將性行為保留給自己的長期伴侶”。
陳力深也在《約會軟件的政治》這本書中提到，交友軟件的出現，使得女性也能在上面自主地挑選男性，扭轉了從前被凝視的客體位置，并且，它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女性反思她們對性與親密關系的態度。
阿露今年30歲，使用Tinder已有三四年的時間。現實生活中，她的男性朋友很少，剛開始使用Tinder的時候，她并不知道怎樣與男生聊天，一些異性直接對她表達性需求，也會讓她感到很不舒服。
她很快在Tinder上遇到了一個特別的人，對方表示，想找一位“短期的女朋友”。他們開始在現實中展開交往，兩人也隨之發生了性關系。漸漸地，阿露察覺到自己喜歡上了他，她數次提出，想要成為正式的男女朋友，但最后她發現，對方原來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更進一步。
如果故事停在這里，那么，世上只是新添了一個常見的渣男樣本。不過，比起哀嘆遇人不淑，阿露反而覺得，心里有什么東西被緩緩打開。
“其實我不覺得被他騙了，怎么說呢，”她思考了一下繼續說道，“他讓我對男性的了解更多了。”
與其說更加了解男性，不如說，這一經歷讓阿露發現，原來，眾多男性可以在這個社會上毫無負擔地尋求一段只關于性的關系。即便體驗了失戀一般的傷心，她第一次認識并且接受了“炮友”關系的存在。被拒絕后，她還是與那個男生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聯系，只是這一次，她不再抱有兩人能夠成為情侶的想法。
對女性來說，性與愛是否可以分開？她們是否可以在承諾之外享受性的自由？
在陳力深對交友軟件的研究中，像阿露這樣重新開始反思性愛關系的女性同樣并不少見，他在一次采訪中說：“華人社會的性教育是不夠的，很多家庭沒有太多機會給女生空間去進行這樣的反思。（反而是）交友程序可以創造這樣的機會。”
另一方面，交友軟件創造了一個奇特的虛擬空間，置身其中的女性，都會產生一種類似“地位上升”的感受。互聯網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想要在探探上被很多人喜歡，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做個女人。”
不只是探探，絕大部分交友軟件在用戶數量上，都明顯呈現出男多女少的特點。
為了不錯過匹配對象，許多男性用戶會采取“廣撒網”的戰略，盡可能多地右滑在首頁上出現的異性，這樣一來，女性用戶被匹配的概率就大大提升了。
第一次使用Tinder時，我上傳了一只貓和一只狗的圖片作為僅有的展示。我驚訝地發現，即便在沒有真人照片的情況下，我的配對成功率也達到了將近50%。一位與我匹配的男生坦誠地表示：“我是快速刷法，和女生一個一個慢慢看不一樣。”
“我們想要約一個人，真的太容易了。”阿露說。現在的她，學會了在Tinder上享受調情和來自男人們的奉承，但她深刻地認識到，自己的優勢不過來自父權社會在網絡空間中的一次畸變。
為了找男朋友，她曾經也注冊過相親網站的會員，但只看到滿屏的“有房有車”和“希望對方賢惠、孝順、溫柔、善良”，于是，她又回到了Tinder。
現實生活中，阿露依舊在社會偏見間進退維谷：如果不使用交友軟件，她就會成為“剩女”；如果使用了交友軟件，她就會變成“蕩婦”。
盡管阿露現在的心態相比幾年前松弛了許多，但她骨子里仍然對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懷有渴望，一些時候，她還是會感到煩惱：“怎么會碰不到一個又好、又想和你認真發展下去的人？”
交友軟件上能找到真愛嗎？
大黃作為一個被采訪的Tinder用戶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曾經讓我對這個問題抱有一絲希望。
大黃在他的Tinder個人簡介里寫：“愛情是尋找兼容性而不是共同點。”他說，他更喜歡線下見面，因為這樣能夠篩選掉那些不夠真誠的人。
他告訴我，自己有且只有過一次約炮經歷，但因為對方沒有和他長期發展下去的意圖，讓他覺得約炮這件事無聊透頂，“我再也不想嘗試了”。
盡管可能很少，但也并非不存在真誠渴望親密關系的男性，我一邊聽著大黃的故事，一邊默默下著判斷，并決定把這個判斷寫進稿子。
出于采訪的需要，我詢問大黃是否可以介紹那位與他約會過的女性主義者，他欣然同意，但補充了一句，請你裝作不認識我。
反轉在第二天突如其來，我加上那位女生的微信后，她對大黃的說法令我大跌眼鏡。
“他是那種，你已經表達過沒有肢體接觸意愿，還會繼續的人”“我們第一次出去玩的時候，他在兄弟群里直播”“我在他的兄弟群里有外號，其他女生也有，什么深圳妹、女權妹、珠海妹……”
我頗為震驚地說：“他說他在Tinder上只和人約過一次。”
“哇！”網線那頭的女生同樣震撼：“說謊精，很多次。”
對于在Tinder上“閱人無數”的小谷來說，大黃可能存在的偽裝并不令她意外。“如果有男人在Tinder說自己對女生很友好……我會非常懷疑，如果他真的很尊重女生，那么對他來說就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他把它說出來，大概率只是在標榜自己。”小谷說。
那一瞬間，我感覺自己變成了幾年前的阿露，使用Tinder只有短短幾天，無論對異性還是人性，我都有了開拓性的了解。
小谷表示，即便只是尋求性關系，也很難在Tinder找到長期“炮友”。“我既然能在Tinder上找到你，也能在Tinder上找到別人，我永遠會覺得我有更多選擇。”
在Tinder上，人們花里胡哨地包裝自我，費盡心思讓自己看起來更加有趣，人們從這些繁榮的賽博圖像中尋找話題，興致勃勃地與另一個完全可被替代的網絡賬號發起聊天、表達欲望。每個人都從中感受到熱鬧，每個人也由此感受到孤獨。
“發展成穩定炮友已經很難了，”小谷說，“如果想再發展感情上的親密關系，這個難度系數，是上了八十級臺階。”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原標題：《去他的什么愛情不愛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