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譚保羅 鹽財經主編
編輯 | 謝奕秋
新媒體編輯 | 一刀
上海是中國極其特殊的城市，近段時間，這座城市受到了極大的關注。
2021年，上海的GDP為4.32萬億，居全國第一。北京居第二，GDP為4.03萬億，略低于上海。上海對于中國的重要性，并不僅僅在于它是經濟總量最大的城市，而在于它作為第一大城市對長三角乃至全國的輻射和帶動作用。
作為中國最大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的龍頭，再怎么強調上海的重要性都不為過。在上海周圍，分布著寧波、杭州、蘇州、無錫、南通、南京這6座GDP過萬億的城市，如果算上同屬于長三角的合肥，那么以上海為核心的城市群（包含上海自己），共有8座城市經濟總量過萬億。
2021年，中國共有24座GDP過萬億的城市，被民間稱為“萬億俱樂部”。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地區在數量上占據了1/3。這些城市不但經濟總量大，而且經濟質量在全國的萬億城市中，也處于領頭位置。
因此，外界看待上海，除了看城市本身的體量之外，更要看它對一個城市群的重要性。實際上，從城市群來看一座城市或區域的發展，往往更能洞悉那些長期困擾外界的區域發展“難題”。
城市群是近年來廣受關注的經濟議題。甚至有一種觀點認為，以大城市崛起為特征的城市化“上半場”已經結束，而城市群的發展則是“下半場”。
在如火如荼的城市群規劃中，大的城市群有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還有近年愈發受到關注的成渝經濟圈。小的更是不勝枚舉，各個省級行政區或者省級行政區之間，紛紛出現了區域發展和區域合作的城市群概念。比如，在湖南有長株潭（長沙、株洲和湘潭）城市群，在浙江有浙中（涉及金華、衢州和麗水等）城市群，在陜西有西咸（西安和咸陽）城市群等。
城市群之所以被認為是城市化的“下半場”，很大程度是基于兩個背景。
首先，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開始困擾一些人口快速膨脹的大城市，因此在一些人看來，適度疏解其功能到周邊城市，成為一種可選項。其次，城市群的發展也涉及公平正義的價值導向，核心城市帶動周邊，提高周邊區域的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在公共語境中，無疑是大城市義不容辭的社會職責。
客觀地說，城市群的發展的確是一種可預料的趨勢，發達國家的經濟核心區域都是以城市群的形式存在的。不過，城市群的發展也有一些必須尊重的“市場規律”，絕對不能忽視它們。
縱觀全球現有的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群，它們多半有著一些共同特點。首先，成功的城市群多半位于一個經濟體的發達地帶，相對落后的地帶固然也存在產業和人口向內部某個點集中的現象，但還談不上城市群，也缺乏持續集聚的能力。
在大航海時代之前，回溯到13世紀，全球就有了最早具有現代產業意義的城市群，即意大利的北部地帶。它包括了威尼斯、米蘭、都靈和佛羅倫薩等城市，這里也是文藝復興的中心。直到現在，北部城市群依然是意大利最發達的核心地區，經濟發達，產業一流，米蘭的時裝、都靈的菲亞特汽車，無不全球知名。然而，經濟落后的意大利南部就缺乏這樣的城市群，都是一些籍籍無名的城市。
在北美地區，城市群也集中于更發達的東北部大紐約周邊、中部的芝加哥和西部的洛杉磯、舊金山一帶。而更加廣袤的其他中西部地帶，同樣缺乏能夠和前述城市群相匹敵的多城市地帶。這些地方可能會有零星的、擁有特殊產業的明星城市，比如依靠特許經營博彩而崛起的拉斯維加斯。
在日本，全國的城市群也集中到東南的太平洋沿岸，這里有東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座城市為核心的三大城市群，這些地方的產出占據全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70%。白雪皚皚的北海道，面向韓國、朝鮮和俄羅斯的日本西北海岸，經濟相對落后，是沒辦法崛起一個像樣的多城市地帶的。
城市帶必須位于一個經濟體內部的發達地帶，而在欠發達地帶要形成一個城市群，難度就會較大。造成這一“鐵律”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群的崛起必須有足夠的內部向心力。
向心力要求這一區域必須有足夠強的核心城市，核心城市可是一座，也可能是多座。更重要的是，核心城市的發展水平放在經濟體內部，應該屬于較高水平，具有較強的跨區域吸附和輻射能力。
長三角和珠三角正是遵循這個邏輯。上海是中國工商業第一大市，是除了北京之外，跨區域輻射能力最強的城市。在杭州因互聯網崛起之前，長三角某個城市的發達程度和它與上海之間的距離，呈現明顯的相關關系。誰距離上海越近，誰就越發達。這正是上海為長三角帶來超級向心力的體現。
對珠三角或者說粵港澳大灣區來說，即便不考慮香港，它同樣擁有廣州和深圳兩座雙子城市作為核心城市。作為一線城市，雖然廣州和深圳的體量不及北京和上海，但它們同樣擁有著較強的全國性吸附能力。
擁有發展水平全國一流的核心城市，最大的好處在于，它會確保區域內的資源不向區域外過度散逸。即便區域內的資源要離開原生地域，遷往更高能級的城市，它也有機會在區域內選擇落點。比如，一家在縣域發展起來的優秀企業，它要遷往一線城市，那么它可能從蘇南遷往上海，或者從珠三角小城市遷往深圳。最終，資源依然留在了同一城市群之內。
但是，如果區域核心城市在全國的能級沒有達到頂級水平，那么區域內資源就很容易向外流出，因為核心城市根本無法留住這些資源。實際上，這正是國內很多區域要搞城市群，卻一二十年不見明顯效果，呈現“雷聲大、雨點小”現象的原因。
2012年，湖南爆發了知名民企三一重工的外遷風波。三一重工當時表示，因為國際化的需要，并規避惡性競爭，總部將搬遷到北京。此外，萬達總部從大連遷到北京的故事也廣為人知。
要知道，長沙和大連在當地一直都被定位為帶動省內城市群發展的龍頭大哥。長沙是長株潭城市群的核心，而大連是遼中南城市群的龍頭。然而，如果龍頭城市在留住自己的龍頭企業時，都存在一定困難，那么它們對所謂城市群的帶動能力，也就可想而知。
實際上，除了京津冀的北京、長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廣深雙城之外，真正對區域內資源有壓倒性吸附力，能夠像樹根保護水土一樣，防止區域內資源向區域外流出的核心城市并不多。
在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之外，很難找到另外一座。即使是晉級一線城市呼聲最高的超級明星杭州，依然會被上海吸附資源。比如，阿里系旗下的支付寶的總部，以及盒馬的總部就在上海，而不是杭州。當然，長三角的幸運之處在于，上海屬于長三角。從杭州遷往上海，這種異地配置資源只不過是區域內的協同而已。
我國現有的超級城市群，包括了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個，但一個客觀事實是，京津冀的內部融合度和內部成員平均發展程度，和后面兩個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對此，一種流行的觀點是，北京是首都，因此，由于一些非市場領域的原因，京津冀和其他兩個城市群的發展路徑必然有很大不同。
這種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們不討論非市場領域的原因，只從產業角度來審視這個問題，進行技術化的分析。
全球最知名的城市群，在崛起的初期，一定都以制造業為主。美國東北部大紐約地區曾是紡織業中心，芝加哥和底特律一帶是鋼鐵和汽車制造業中心，日本的東南沿海也是制造業核心地帶。中國的長三角在近代即是全國的制造業中心，在19世紀上半葉，長三角地區的工業產值曾一度占據全國份額的60%，而上海一城在頂峰時期可以達到全國的30%。
為何發展城市群，必須要有制造業？這可從制造業與服務業的一個不同來看—服務業很難向周邊產業轉移，而制造業可以。
首先，和消費性服務業（比如餐飲）相比，制造業的不同在于它可以跨區配置產業鏈，這使得核心城市帶動次級城市的產業發展有了可能性。而消費性服務業則沒有這個能力，因為多數消費性服務都是生產和消費于同一時空發生和完成。
舉個簡單的例子，北京那些專為“高端社交”而開設的上流餐廳，它們所提供的餐飲服務，其生產和消費都是同時同地進行，沒法從北京轉移到廊坊，從而帶動城市圈內次級城市的發展。
當然，北京的白領可能住在廊坊，特別是燕郊這樣的地方，在兩地間進行超長距離的通勤。但這并不是什么產業轉移，而是高租金對工薪族的空間擠出。對個體來說，這是在財務約束之下，一種被迫降低生活質量的無奈之舉。
再者，和消費性服務業一樣，生產性的服務業（比如金融）也是很難向周邊地區進行產業轉移的。以金融為例，它天生就是跨越時空的，貨幣的數量不過是電子記賬符號，可以通過衛星和光纖傳輸，根本不存在產業轉移、產業溢出這回事。
2021年11月，北交所正式開市，81家首批上市公司中，擁有數量最多的不是與北京地理上更近的河北或者天津，而是江蘇，占了12家，其次是北京自己和廣東，分別有11家和10家。
顯然，除了股市交易的時區問題，以及一些專注于高頻交易的對沖基金需要把主機設置在證交所附近之外，空間的遠近對絕大多數金融業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但制造業就不同了，首鋼公司遷出北京，就會選擇臨近的河北唐山曹妃甸，而不是去江蘇。
北京作為首都，它并非一座工業大市，而是以服務業為主。中關村的科技產業看起來像工業，但其實它更多地算是服務業中的信息服務業。小米的總部在北京，但它并不需要在北京周邊生產硬件，而是讓遠在珠三角的深圳代工廠給它生產。
因此很容易看出，作為服務業中心的城市，它很難在產業轉移的維度上對周邊進行拉動。比如，首鋼就只有一家。除此以外，北京要外遷或者在周邊配置產業鏈環節的制造業并不多，這和曾經拉動了整個蘇南地區工業崛起的上海，完全不是一個模式。
可以這樣說，上海的發達為長三角帶來了一種向心力，為區域留住了資源；同時，上海的制造業外溢，又猶如一種離心力，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發展。廣州和深圳也是制造業發達的一線城市，因此也能按照以上這個向心力加離心力的邏輯，帶動珠三角城市群的崛起。然而，其他一些以服務業為主的超級城市，可能只有不斷集聚資源的向心力，而缺少溢出和輻射的離心力，因此在帶動周邊城市群的發展上，還需要繼續努力。
一個城市群的形成，絕非在地圖上找到相鄰的、比較粗的點（有一定規模的城市），然后把它們連成一片那么簡單。市場規律，永遠都是最具決定性的力量。
作者為《鹽財經》主編｜譚保羅
排版｜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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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搞都市圈的秘密》
